上海海派文化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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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听老洋房讲故事
 

  一栋有故事的建筑,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与这些陈年的故事在此邂逅,从砖瓦中读出情怀,从历史里品味典雅。

 

从雷上达路到兴国路

 

  799长的兴国路是一条幽静的马路,在上海市区西部,为长宁、徐汇两区界路。民国九年(1920年)后填浜筑北段,民国二十一年筑南段,以法国公董局秘书的名字命名雷上达路。民国三十二年以“江西兴国”改今名。

 

  从20世纪初至今,多少年过去,砖瓦已然黯淡,建筑却依然散发着它昔日的光辉。

 

  兴国宾馆就坐落于这历经繁华的马路北端,78号大院,占地面积13.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在20世纪初,这里是洛云浜西侧的农田,1932年租界当局修筑了雷上达路以后,外国洋行陆续在此建造别墅,均由洋行大班居住。

 

  对大多数上海人而言,兴国宾馆即便在今日依然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身处其间,如同徜徉在近代上海建筑风格的博物馆:从早期英式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再到中西合璧造型及装饰艺术风格……历史被错落有致、呈环形地加以展现,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建筑:13幢别墅,其中一至六号楼为太古洋行建造的专供洋行高级职员居住的花园别墅,分别按照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建筑风格建造。

 

中国营业公司打造的“太古圈”

 

  在新中国成立前,延安东路和延安中路分别叫做爱多亚路和福熙路,再以前它们则分别是叫做洋泾浜和长浜的两条相接的河流。河的北面是公共租界,河的南面则是法租界。1900年,法租界的西界在白尔路,就是今天的重庆中路,1914年法租界扩张成功,今天华山路以东的地区全部被划进了法租界新界。而中国营业公司初建时,静安寺以西的沪西尚未划进租界,租界外的土地大多是农田,地价相对低廉。而雷文熟知上海的土地行情及规划,他知道,当这些农田被划进租界后,就成了城市用地,地价便会即时攀升,这个有头脑的商人将眼光瞄准了那些农田,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土地进行开发。

 

  与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的商业和经济都落后不少,法租界公董局的税收不足,可用于新租界开发建设的资金实在有限。于是当这块新租界刚到手时,法租界公董局便出台了相应的措施,支持和鼓励开发新租界的各种商人和商事机构。中国营业公司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参与法租界的房地产经营:一种就是直接投资,即由公司先自行出资征购土地,对原农田进行平整、改造,在该土地上兴建住宅,使土地升值后再以高价出售或出租。当他们购进一块相当面积的土地后,就请设计师将土地划成若干块,并通过经租人到各大公司游说,鼓动公司买房,住宅可以由客户自己委托设计,也可以由中国营业公司设计;另一种即房地产中介,以中介身份代客购地建房。他们先对愿意出租、转让土地的业主调查登记,再由他们寻找想租用、购买土地的下家,公司收取中介费用。兴国宾馆的部分住宅是属于前一种方式,所以今天兴国宾馆内的多幢别墅,都是由该公司先期购进地皮后兴建的,这里的地产也是由中国营业公司经营的,但每幢建筑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由于房子造好后大多出售给了太古洋行,于是兴国宾馆的地块旧时被叫做“TaikooCircle”,中国人则称其为“太古圈”。 

 

太古洋行大班从未住过的豪宅

 

  太古洋行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远东总部设在上海,统管中国、日本、南洋各地的业务。上海太古洋行的办公楼位于繁华的法租界外滩,洋行的管理者——大班则选择居住在幽静的法租界西部,他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由于上海在太古洋行的亚洲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太古洋行除了在上海设主管,具体负责上海公司的业务外,总部还派董事会董事定期或不定期驻上海,监督上海的业务进展,并对重要业务或重大事件做出决策,所以高层领导均常年居住在上海。在斯维尔的儿子、人称小斯维尔的乔治·斯维尔接管太古洋行、执掌公司大权时期,他决定为高层领导在上海挑选合适的地块修建专门的住宅。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这场始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据历史资料记载,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了425家,失业队伍日益膨胀。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小斯维尔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当时太古在中国的业务日趋多元化,也使得公司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集团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太古经理们下定决心,趁着廉价劳动力充足的时机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小斯维尔看中了中国营业公司的一块位于沪西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土地,并以高价购进了这块土地,修建了数座别墅建筑。

 

  1934年,对于上海建筑行业来说,是个奇妙的年份。这一年,百老汇大厦(现在的上海大厦)竣工营业;同年,扬子饭店(现在的朗廷扬子精品酒店)开业迎客,也是这一年,现在的兴国宾馆一号楼建成。据说,小斯维尔仅在建筑竣工时来过上海一次,参加了竣工剪彩仪式后即返回英伦,从未在这栋豪华宏伟的住宅里住过一天,他的目的是“将它建成一件城市景观”。看来,伦敦的生活非常舒适,他也就再没有过住到上海的念头,从此再也未曾来过上海。这栋豪宅落成后,曾长期作为太古洋行总部办公楼使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作为敌对国难民被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接管,别墅也被日本军方占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古洋行在沪经营活动大受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太古洋行重新收回了产业,发现主卧室里已经赫然建成了一个榻榻米房间。

 

  战后太古洋行的贸易虽有所恢复,但未能重返长江航运。那时,太古洋行上层已估计到中国内战爆发在即,中国的生意以后不会太好做了,所以决定逐渐缩小投资,这栋豪宅就被变卖了。

 

英式古典建筑

 

  一号楼是座充满浓郁文艺复兴风格的大班住宅,堪称建筑师运用柱式手法表现建筑严谨、端庄、气派的成功作品,帕拉第奥母题在这座建筑的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面南立面分左、中、右对称的纵三段。底层是外廊式风格,采用多立克式双柱,柱顶是圆形,上有方石盖顶,凸出的半个柱廊有“浮雕”的效果。柱廊后为落地钢质玻璃统长门窗,处理简洁典雅,这一别致的廊式设计风格主要受欧洲近代建筑中注意室内外空间联系的影响。即墙内建有宽敞的内廊,廊侧才是房间,这样的话,炎炎夏季,内廊可隔离火辣辣的阳光,而到了冬季,将廊边门窗关闭,可起到保温的作用。在此之前的大多数建筑中,柱廊的两端是封闭的,但帕拉第奥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将封闭的墙也改为圆拱的窗,无形之中增加了建筑的空间感和立体效果。既可以增加建筑的牢固,又增加了建筑的情调。

 

  可能为了强调视觉的变化,建筑师在二楼外廊采用了宽敞的爱奥尼克双立柱柱廊,柱头上卷起特有的漩涡状装饰,让直线条多了几分优雅和情趣的内核,回廊宽敞通透,并以宝瓶式栏杆围护。后面棱角方正的阳台是凹进式的,背面入口处的雨篷轮廓近似立方体,以粗壮方形柱墩转角,每面柱墩间各立一对多立克式柱。

 

  论述外国古代建筑史的专业书籍认为,多立克适用于各种与基督教男性圣徒有关的建筑;爱奥尼则用于女性圣徒、文人高士的建筑;科林斯用于圣母玛利亚;混合柱式用于凯旋门、建筑最上一层。这些不同柱式,在兴国宾馆都可以见到。

 

  一号楼建筑外观上最特别的地方要属屋顶。当时,它的屋顶使用了数十吨重的紫铜板,经年累月地就生成了一层厚厚的铜锈。所以,现在的屋顶呈淡绿色,一号楼也就因此有了“铜顶楼”、“铜房子”的别称。

 

  建筑主入口设在主楼北面中央,挑出宽大的门廊,两边是车道。主人下车后沿着台阶通过小门厅进入楼梯厅。大门廊和小门厅地面均用大理石铺设。楼梯厅平面是椭圆形,东侧设弧形的大楼梯,西侧设弧形走廊,连通卫生间。靠壁大楼梯是楼内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随着角度和距离的变化,出现了一幅幅不同的画面,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步移景换吧。

 

  一号楼建筑内部空间简单实用,清晰明了,井井有条,楼内设有起居室、卧室、餐厅、会客室、台球室、吸烟室、儿童房等大小不等的15个房间。穿过楼梯厅进入大过厅,过厅东面设餐厅、西面设台球室,还特地辟一小间为吸烟室。过厅南面大间为会客室、小间为起居室。主楼南面设宽敞的柱廊,连通各房间。弧形大楼梯由于层高较高,设半平台。二楼宽敞的过厅连通各个房间,南面两间卧室,中间为卫生间,可从其穿通。东面是由起居室、卧室和卫生间组成的一套主人房。西面为两间卧室及合用卫生间的儿童房,并在墙外挑出了统长阳台。房间之间有走廊和楼梯相连,南向的卧室外面都连通宽敞的柱廊。坡顶下的三层为储物室。

 

  楼梯前东西贯通的长廊使室内显得格外宽敞。在北立面入口处二楼的上方屋顶山花部位有一个椭圆形玻璃雕刻装饰图案,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站在这里,可以感觉到阳光和阴影跳动的变换,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整幢室内装饰带有文艺复兴风格,显得简洁、典雅、气派。

 

  该建筑的主立面朝南,设计师在秉承英式皇家古典风格之时,还借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式”设计。从二楼的任何一间房间都能通往巨型阳台。这片阳台正面对着一个足有几十亩、像足球场般大小的一片绿茵草坪。院内树木长青,四季花香,在近百种树木中有江南仅存的两株大王松和百年老香樟、五针松、塔枫、雪松、龙柏以及银杏、香榧、金橘等果木,景色幽雅。这里也是当年上海滩上流社会豪华派对的首选场地。

 

  摘自《兴国老别墅》作者:走走,何璐璐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报